範來張口™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www.fanjihui.com/logs/16012290.html

　　《南方周末》创办至今，已出了一千多期。在它1000期时，没有搞什么仪式，在报社服务时间最长、现任副主编的李益伦叫我回去照了一个相。而后来，我也有机会看到了集中在一起的全部在此工作过的同事们的一个个亲切的面容。我写了一首“俚句”，第二周刊登了。这首不计工拙的“诗”写道：“千周一贺意欢欣，回回曲折总关情。书生意气风雷笔，壮士浩歌赤子心。踏过高山天地广，经历坎坷更为民。长江后浪逐前浪，滚滚洪波永不停。”诗用毛笔一挥而就，原是供工作极忙的在职编辑、记者、工作人员一哂的，没想到却制版刊了出来。也好，这是我的情感的真实流露，没有套话。

　　在照片中，排在我前面的是关振东。他是一位资深报人，在文革前就当过文艺副刊的“头头”，正是他牵头筹办《南方周末》的。其时，他任南方日报文艺部的主任，我是他的副手之一。在创办《南方周末》时，他兼任主编。我兼任支部书记。大家在同一个支部里创办《南方周末》，更让我乐于参与。　我记得在开第一次会议论如何办这张新报时，《南方周末》还没有固定的办公室，更没有来稿，人员正陆续来到。老关在听取了大家意见之后，动手拟定《南方周末》的栏目，如《茶座》、《艺林》、《彩色广场》等等。他是用毛笔写的，当时我在一旁，此情此景记忆犹新。报名也有过议论：用“南方周末”还是“南方周报”？最后选了前者。决定用鲁迅的字（从鲁迅的书法中挑这几个字）。老报人关瑞湘主持《彩色广场》，试版时，我从自己在文艺部工作的稿件篮里挑了几篇供他选用。那时，我分工负责南方日报文艺部的文化报道和文艺副刊，主要精力在本职业务上，但同分工负责创办《南方周末》的关振东、左方、陈兆川等常通消息，真是“心往一处想”。我常常为开创时期的《南方周末》几位编辑、记者的敬业精神感动不已，而彼此间的团结协作状态更是难忘。如张向春，当时是个青年，他负责版面设计，制版时同工人在一起搞得很熟，常常是深夜还泡在车间里。他的版面设计是一个全新的创作，在当时全国报纸中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样子。左方也是一位“老南方”，点子特多，我曾同他半说笑半认真地说，要把南方周末办成在报刊史上有影响的报纸。其实，我当时也不知道怎样才算有影响，只是有点傻乎乎的“豪情”就是了，而老关、老左等却是实实在在地干的。还有一位也是“老南方”的资深报人陈兆川，他主持《艺林》，搞得很有特色，很精致，他写的《语丝》三言两语，我十分佩服。诸如此类的事甚多，难以尽述。

　　第一期试刊出来后，第一版路子还脱离不了传统报纸的痕迹。经大家评议后，决定大刀阔斧地改革，要办同传统报纸面目完全不同的报纸。于是，《南方周末》终于面目一新“扬帆出海”了。“海”就是市场。自此以后，《南方周末》一直沿袭了这样的做法：一、每出一期，必开会议论，如何进一步改革；二、关注读者的反映，具体做法之一，是观察读者从报摊经过时，是否把目光投向《南方周末》，是否从口袋里掏出几角钱买它一份。期期开会必定关注发行量；三、让《南方周末》成为读者贴心的报纸。为此，《南方周末》还以暑期为学生送报的形式，让它到达青少年手中。

　　回忆这些片断，当年愉快的情形又回到了脑际。能这样高高兴兴地办一张新报，高高兴兴地改革，与《南方周末》社委会领导的大力支持、具体领导分不开的，也是同省委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这不是套话，实事求是地说，这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当时是在开放改革的八十年代初期（1984年），我国已在开放改革的东风催动下，迅猛前进，经济上的开放改革如日中天，广东是排头兵。文化上也百花齐放，舆论阵地正思考着如何有所突破。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广东省委会议的报道，在饭后几个人散步时，南方日报社第一把手丁希凌同志就同省委宣传部的两位副部长谈到南方日报要办一张系列新报（“系列”一词，是后来用的）的意见，部长们听了，很是高兴，我在一旁听了，更是高兴。其时，《南方周末》还未创办。其后，《南方周末》就逐渐在南方日报社的具体领导下办起来了。

　　由于关振东前辈的调动，我于1987年被任为《南方周末》主编。在此之前，我作为《南方日报》驻惠阳地区的记者，曾感受到农民打破“大锅饭”勇于改革的势头，也曾经在《南方日报》理论部、文艺部工作时，经历了批判“四人帮”、思想解放、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持权的思想解放历程，并受到文艺创作自由氛围的感染。这些经历让我深刻思考过报人如何把党性和人民性一致起来。就在我初尝思想解放甜头之际，从河源农村扶贫归来，作为主编与《南方周末》同仁共事，心情十分愉快。其时，《南方周末》已具有影响力，我不至于感到担子如何沉重。当然，这也是与我亲切地感受到省委、报社领导对《南方周末》的支持、关心分不开，与既严格要求又放手发挥积极性的主旨分不开的。

　　在我任《南方周末》主编期间，可以回忆的“镜头”就更多了。我想只选择其中几件事，简要说说。

　　《南方周末》是从侧重文化、介绍文化、学术名人起步的，办了几年，就必然考虑，往前该怎么走？我们照老办法，集思广益，提出了强调“社会性”的探索思路，即报道对全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新闻，人无我有，人有我做大，从全国范围组织对全国有社会影响的稿件。成功的例子之一是《一个女研究生被拐骗始末》。作者是《光明日报》的女记者武勤英。此稿发表后，反应强烈。在上送北京参加全国报纸稿件评奖时，得了个特等奖。送评时，我写了一个很长的评语，强调此稿具可读性，而又对教育、对社会问题有深入开掘意义。这篇稿给了编辑部同仁一个启迪，就是《南方周末》必须介入社会问题的解剖，必须贴近老百姓的心，必须让思想性与可读性统一。

　　唯其如此，反腐倡廉的稿更应是重头稿。我们发了关于贪污高官的江西省长倪献策的新闻，写得很细，很可读。当时省委机关报不一定会刊登这样的稿子。《南方周末》作为它的系列报刊登了，很合适符合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思路。

　　也唯其如此，激情洋溢、针砭时弊的杂文决不能少！全国有影响的杂文家纷纷支持我们，如严秀（曾彦修）、舒展、邵燕祥、牧惠都很关心和乐意支持我们。当后面三位在东山三寓宾馆短暂住宿时，我曾到他们住处约稿。他们慨然应允了，以后稿件也不断来了。章明对《南方周末》支持尤力。杂文家之间在通讯中都说《南方周末》的好话。其时，可说“人气很旺”。这个“旺”字，还因为《南方周末》受到了广东省许多新闻界、文艺界前辈的支持。丁希凌、陈培、黄每、张琮就在报社内，我们“近水楼台”，受惠自不待言。例如，老丁思想解放，放手让我们干。张琮分管《南方周末》抓得严格，黄每常在谈笑中贡献意见。社外的，秦牧、黄文俞、陈残云、刘逸生、许实，有的曾专门为评介《南方周末》写过长文，有的一次次当《南方周末》通讯特写评奖的评委，或被邀约研究报纸改革。中山大学好几位老教授也表达过他们爱读《南方周末》之意。可以说，它可进入高级知识分子的书房，又进入了广大的市场。因为人气旺了，好评也多了，在南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民间评报中，评选“您最喜欢的十佳报纸”时，《人民日报》雄踞榜首，《南方周末》名列第三。

　　光靠名声难以持久，还得扎扎实实地干，“摸着石头过河”。于是，我们致力一步一个脚印地总结与回顾。办法是，到外地集中住宿，开几天讨论“上档次”的“神仙会”，说好说坏，议论纷纷，年青人更是无顾忌，直言快语，会后归纳一下，又有新路子。办法之二是，汇集历年来《南方周末》已经刊登的文章，出了一套名为《〈南方周末〉精萃》的丛书。此事由左方一篇篇选稿，得到高教出版社熊福林总编辑的鼎力支持。又由秦牧写了篇总序，序中说：“南方日报增刊《南方周末》，办得很有特色。它格调高尚，情趣健康，一纸风行，影响及全国。”秦老的这几句话，实际是为《南方周末》擂鼓助威，并指点道路。在《南方周末》办报五周年时，广东新闻界的权威人士、曾长期任《南方日报》第一把手的黄文俞写了一篇《探索新路 办出特色——致〈南方周末〉编辑部》的文章在报上发表。文中说到这张报纸是“合乎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的。新闻界、文艺界两位老前辈的话说得很好，对我们过去五年的路子，作了简要的概括。“探索”，就是要打破过时的模式；说是“特色”，就是要与传统的机关报不同，要有“个性”；说是合乎群众“迫切需要”，“格调高尚”、“一纸风行”，就是我们思考的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社会效益与经效益的一致，思想性与可读性的一致，坚持真理、开拓创新、解放思想和市场发行的一致。这样一些想法与做法，是开放改革中的《南方周末》的同仁与广大读者，特别是广东文艺界、新闻界一起思考、探索着一步步“走”出来的。

　　而广东省委的关怀与支持、指导，是贯彻始终的。这不是一句套话。我知道和接触到的，如任仲夷同志就说过赞许《南方周末》的话。谢非同志在《南方周末》一次曲折时，给予具体、有力的支持。在当年关于《沧海横流》连载的事，“两难”之际我想到了在北京中央办公厅任副主任的张岳琦同志（他在做任老秘书时，我与他很谈得来，工作上得过他具体的帮助），于是，深夜打电话给他，他联系邓小平办公室后，按照我的方案，圆满地让《南方周末》过了一“关”（让连载续登，文末注一个“完”字）。凡此种种，让我回忆起来，一次次感受到开放改革的东风是那么温暖。正是由于它的吹拂，《南方周末》才有今天！

　　如今回忆起来还感遗憾的是，就在《南方周末》探索前进路上，我于1991年离开了它。离开时与《南方周末》的同事“两情依依”。因此，我找到了我的好友时任《南方周末》老总的刘陶，请他考虑我的意见：一、要给《南方周末》充实人才；二、要支持长期在《南方周末》干实事的左方（时任副主编），发挥他的才能。在此之前，我与左方曾与《南方日报》负责经营管理的一位处长说好，《南方周末》的广告事务，由《南方周末》自己负责管理。这几点后来都做了。《南方周末》后来由四个版扩大为八个版，后来又一次次扩张，一步步办得更大气，思想开掘更深，人才更多，就像我的拙诗所说：“长江后浪逐前浪，滚滚洪波总向前”。

　　我的回忆是片断的、粗线条的。但也勾起了几点最深的感受：

　　一，宽松的舆论环境、文化学术环境和工作环境，能激活人的智慧。《南方周末》报人有个融洽、民主的好传统、大家干得很开心。开心，自然活干得好。

　　二，《南方周末》的创办是当时报业的一种改革尝试。当时要改掉的，无非是从前苏联搬过来的某些模式，致力于营造“特色”。这同解放前党办的报纸强调为百姓说法、强调民主的传统有承传关系。但是当时已是开放改革时期，更需创新。

　　三，《南方周末》的创办和发展是社会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在这个集体工作过的人，一个又一个都献出过自己的心血，而且许多新闻界、文艺界人士，特别是广东的新闻界、文艺界的资深人士都为它献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给予了具体的支持。如今思之，我的心怀感激。

四，既是探索，必有曲折。但无论遇到什么难题，只要坚持为百姓说话，让老百姓了解真实，开启心智，增加福祉，报纸就会受到欢迎。

　　一口气写来，说得太多了，打住，谨作“抛砖引玉”之用。我十分恳切地希望，在《南方周末》工作过的新朋旧友，把自己的感受写了下来，先记下事实，待“水到渠成”时，再作较详尽的概括。本文应《粤海风》主编之约，算是抛了一块粗糙的“砖”吧！当然，上面写的，只是一个“轮廓”而已。如有可能，我也会把脑中之“忆”再写一些，写得细一些、尽意一些。